摄影师于全兴10年拍摄820位贫困母亲

　　绑着三角架的摄影包里有一台哈苏120相机、一台尼康D3数码相机、两台相机的配套镜头、尽量多带的胶卷，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。手提包里装着衣服、药品、几瓶矿泉水和方便面。每年的寒暑假，于全兴都要带上这身行头，到中国西部最穷的地方去，用镜头记录当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。他此行的身份是纪实摄影师，职业身份却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。

　　拍摄贫困母亲，这单一的主题摄影，于全兴做了10年。10年中，他走访了64个贫困县、267个村寨，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。他希望，通过展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，引起广泛关注，使她们能够得到救助善款，从而摆脱贫困。他自己也在每次采访结束后，把随身衣物、药品全部捐掉，只留下回程够用的路费。有一次没算计好，钱全都捐没了，只好借钱回家。

　　10年前，头一次去西部时，于全兴还是天津家庭报社的职业摄影记者，其摄影任务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。当时，以“救助贫困”母亲为宗旨的工程，已开始了6年。那是在2001年1月，元旦刚过，于全兴就从天津启程，1月3日到了西宁，4日到了玉树，带上抗高原反应药和氧气袋，乘吉普车，登上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，然后顶着风雪继续翻越巴颜喀拉山，直到7日中午才到了海拔4700米的结隆乡：此行的目的地。

　　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，头疼，头晕，脑袋像个大气球，越来越胀，一跳一跳，像针扎一样疼。于全兴望着前方，感觉“白色大地像一块裹尸布铺盖在我未知的旅途上”。

　　“我真的害怕了，”于全兴回想当时的心境说，“我后悔了。”就在这时，于全兴遇见了才仁巴毛母女。

　　那是个“冬窝子”，土坯垒的，门很矮，屋里很暗，有个土砌的锅台，还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，没有床，睡觉就在地上一躺。于全兴进门的时候，见一个女孩蹲在门口，一手用力顶着腹部，脸色青黄。她叫阿夏·巴青才仁，是才仁巴毛的女儿。一年前，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，女儿成为家里主要劳力。

　　“怎么啦孩子？”于全兴问。“肚子疼。小病。”母亲说。巴青才仁9岁时就常闹肚子疼，可她知道家里没钱，疼起来就拿手顶顶痛处，从来不哭，也从不要求治病。疼得轻些时就干家务，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虫夏草。10年前，虫草很便宜，130根才卖390元。

　　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拍摄、采访都是次要的，”于全兴后来说，“我当时就决定，带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。”

　　带着巴青才仁上车后，于全兴给她的母亲留下150元，让她置办些年货。她双手合十，高高地举过头顶。那是个祈福的姿势。

　　去医院的中途，在小镇歇息的时候，于全兴把一个苹果递给巴青才仁，她接过苹果，审视着，好久，这才轻轻咬了一小口，然后便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。于全兴不懂藏语，示意她继续吃，可她无论如何不肯把苹果再拿出来。于全兴找来翻译询问，这才明白：巴青才仁要把苹果带回家，给妈妈尝一尝。

　　于全兴拿出带在身边的所有水果，让翻译告诉她，这些都带回去。“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！”于全兴几乎朝她喊起来，然后就跑出屋子，拼命吸烟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，脑袋里乱得一片空白。

　　继续前行的路上，翻译轻声告诉于全兴：那女娃把苹果又咬了一口，就又塞进袍子里，再也没有拿出来。泪水模糊了于全兴的眼睛。

　　第二天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复中心，医院里最好的设备是一台陈旧的B超仪。检查结果，巴青才仁得的是胆囊炎。于全兴支付了医药费，又买些新衣服给巴青才仁，买些酥油让她带回家，希望她和妈妈过个好年。孩子紧紧拉着他的手，不说话，只是哭。两个月后，于全兴在采访途中接到结隆乡乡长达哇的电话，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经痊愈。

　　“以前，按下相机快门，那是在拍摄别人，那是个机械动作。可现在不一样了。”于全兴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说：“每当快门‘咔嚓’一声，我的心头就一动。也不知怎么的，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……”

　　于全兴后来把他按动相机快门的这种感觉称为“触动”，因为他在取景框中看到的影像，不仅映入眼帘，而且激荡心头。他觉得，如果没有这种“触动”，他不可能在离开记者职业、成为大学教授后，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中国最穷困的地区，走到最需要救助的母亲们身边。从第一次之后，于全兴3年间去西部采访拍摄了6次。2004年，他被聘任为大学副教授，接下来的4年间，他又去西部采访拍摄了12次。2008年升为教授以后，于全兴又去了3次。

　　“10年，往返21次，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”于全兴沉思着说：“多少次从西部归来，发现自己的心还留在那边，做梦都想……”

　　每次从西部回到天津的家中，于全兴做的头一件事情，就是冲洗底片。他急着看到他拍摄的母亲们的照片。

　　“我从定影液里取出一张张照片，一个个的定格瞬间活起来，生命从黑白底片上跳出，还原成动人的真实。”底片太多，他的学生后来帮他数了数，大约有10万张，映现出他行走15万公里拍摄到的820组母亲影像。

　　“她叫王生花。”于全兴指着一名贫困母亲的一组照片说，“是在青海一个叫窑洞村的山坳里拍摄的。”

　　王生花当时30岁，有两个小孩，丈夫中风后，全家的担子便压在她一人肩上。家里原有两头骡子，卖了一头，换回600块钱，给丈夫看病。熬到去年，丈夫的病情刚有好转，另一头骡子却丢了。王生花饭也没吃，就钻进大山去找。找到第二天中午，骡子找到了，王生花却受了风寒，引发严重头疼，后来右臂变得不大灵便。

　　这是个叫马玉梅的贫困母亲，住在甘肃一个叫道口村的地方，丈夫死了，两个女儿都在上学。于全兴见过太多因贫辍学的孩子，马玉梅家只有她一个劳力，如何支撑两个孩子的学费呢？

　　当地有砖瓦厂，砖烧好了就需要人来搬。可砖瓦厂不是天天烧砖，烧时要人，不烧就不要。搬一天砖，9个小时，挣12块钱。两个孩子的学费是360元。一年干下来，她的收入是500元，债务是3000元。

　　“我再苦也要让娃念书，”马玉梅说，“我没念过书，受苦。娃念了书，就不受苦了。”说时，她的眼里闪着光。

　　“我采访的地方，都这样贫穷；我拍摄的影像，都这样平凡。”于全兴沉吟着重复说，“贫穷而且平凡……”

　　他拍摄过一个叫杨会的母亲。她家有0.7亩坡旮旯地，年收成苞谷150公斤、土豆600公斤，到4月就没吃的了，靠借粮生活。她最着急的，是公婆去世欠下的2000元债还不上，就去卖血。可到了血站却卖不成。卖血需要身份证，杨会没有。办个身份证要20块钱，那是她家一个月的生活费，她办不起。

　　他也拍摄过把卖血作为副业的祝贤美。卖血要到县里的血站去，她舍不得花车钱，总是一大早起身，带上一个熟土豆或者苞谷团子，走到县城去。这样到了县城便是晚上了，只能住下来。白天卖盒饭的小商铺，把摆摊用的木板一搭就是床，住一夜，3元。天亮后就去卖血，卖一次，能得60元。卖完了，再走回家。可有时抽完血头晕，只好坐车回，要花掉15元，能带回家的钱，就只剩下35元。她连续3年卖血，最少的一年，卖了4回。

　　他拍摄过的820位母亲，大半至今尚未走出贫困。在集结这些影像、即将出版的名为《母亲》的纪实作品中，于全兴写道：

　　在中国4200万贫困人口中，至少有1100万是贫困母亲。她们大多生存在石山区、深山区、荒漠区、黄土高原区和库区、滩区，地域偏僻，交通不便，信息闭塞，经济落后，生存条件极为恶劣。她们当中80%以上是文盲，50%患有各种妇科疾病。

　　我不敢奢望别的，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愿望——请关注母亲的贫困。请关注贫困的母亲。

　　幸福工程使多少贫困母亲得到幸福？于全兴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一个数字：截至2009年年底，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、市、自治区的446个县(区、市)建立了项目点，投入资金6.6亿元人民币。对于全兴来说，这个数字并不枯燥，它已呈现为他镜头里一张张母亲的笑脸。

　　普定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，是国家级贫困县，人均收入在150元以下的极度贫困人口有5万人。的山岩上住着39岁的褚仁敏一家。她1986年嫁到婆家，一直用老式石磨推浆做豆腐，工艺落后，效率很低，一天只能做10多斤黄豆，仅够维持生活。1995年有了幸福工程，当年，村里干部就为褚仁敏一家争取到一笔1000元的帮扶贷款。褚仁敏买了豆腐加工机，改变了原始加工豆腐的老法子，又摸索豆腐深加工技术，把豆腐做成豆腐果、豆腐片、油炸豆腐等，到2000年，纯收入已达7000元。于全兴去采访时，见褚仁敏夫妇不但还清了帮扶款，还有了积蓄，正在盖一幢两层新房。

　　“就这么多，1000元，最多2000元，只要给她们这一点帮助，许多贫困母亲就能走出贫困。”于全兴说，他对此常常感到惊奇，“这么点钱！走出贫困！她们真了不起！”

　　6月18日始，就在北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，将举办“为了母亲的微笑——幸福工程十五周年主题摄影展”，展出的照片，除了幸福工程组委会提供的资料性工作图片，都是于全兴拍摄的“母亲”照片。这些照片将持续展出8天。大街两侧将出现50组高二米四的展架，这些展架的每一组都有四面，每一面都有一米宽。于全兴拍摄的“母亲”们将出现在这些展架上，他估计共有90面，展出他拍摄的近300幅照片。这将是于全兴的“母亲”主题照片的第十四次展出。“我喜欢这种展出，因为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我拍摄的照片。”于全兴说：“看到了，就有好心人会关注贫困母亲们，就会有更多的人伸出援助之手。”他的摄影作品除了办展览，也拍卖过，有几幅拍了20万元，他全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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